“在这十发（几）年来，我国文人靠着一枝笔发财的，便是这蒋（蒋彝）熊（熊式一）二氏与林语堂大师。妒忌他们的人，说他们向外国人卖噱头，其实也是为国做一种有用的国际宣传，总比外国人来隔靴抓痒地胡乱描写好得多！这不是利人利己且利国的事吗。”这篇题为《蒋彝在英国出风头》的文章，署名白玉，发表在《风光》1946年第11期上。
文章不长，却多处写错，比如称蒋彝毕业于北京大学（实为国立东南大学），快40岁才出国（实为30岁整），出国原因是被留洋归来的同学鄙视（实为仕途遇挫）……作者对蒋彝的作品亦不太熟悉。
民国时期，国际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即蒋彝、熊式一、林语堂。熊式一作品少；林语堂后期被出版商抛弃；蒋彝则用英语出版了20多种书籍，始终保持热度。然而，国内读者很难看出蒋彝的作品好在哪里，更难理解蒋彝为何能在国外扬名。
于是，蒋彝被神迹化。
人们极少谈论具体作品，而是津津乐道于蒋彝的“人生传奇”，如：外国名家的赞美，在国外的卖书业绩，获得的各种殊荣，开创了多少“第一”……却忽视了，蒋彝长期受困于种族歧视，一度找不到稳定工作；精神重压下，蒋彝努力优雅，却偶尔也会发作，与多年好友杨联陞分道扬镳；蒋彝坚持孔孟之道，导致他与儿子们激烈冲突，与所爱的人难成眷属……
蒋彝是巨大矛盾的组合体：表面看，他优雅、风趣、超然，可内心深处，他固执、焦虑、绝望。他假装纵情山水，可山水只是安慰，而非归宿。在海外，蒋彝一直小心地避开政治议题，晚年回大陆观光后，突然宣布自己是“革命派”。
在蒋彝心中，深刻着苦难时代留下的伤痕，这是他永远迈不过去的坎，也是一代人共同的悲剧。读懂这伤痕，才能读懂蒋彝。
本文主要依据郑达先生英文写成的《蒋彝：来自东方的哑行者》（中文版题为《西行画记》），以纪念蒋彝先生诞生120周年。
老鼠也能欣赏他的风格
1903年，蒋彝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县（今九江市），是家中第三个孩子。
蒋彝5岁丧母，父亲蒋和庵是画家，家中墙壁上挂满他的画作，根据季节，不断更新。
11岁时，蒋彝陪75岁的爷爷到长江边英日租界闲逛，爷爷走累了，坐在公共长椅上休息，立刻被一名挥舞警棍的外国警察轰走，而不远处，一名外国老太太也坐在公共长椅上，身边还有一条大狗，警察却没打扰她。蒋彝永远无法忘记，爷爷回家时的叹息声。
12岁起，蒋彝跟着父亲画画。蒋和庵为人温和，从未体罚过蒋彝。蒋彝的姨妈养蚕，常被老鼠偷吃，她请蒋彝画只猫镇守。拿到蒋彝的画，姨妈大笑：“这不是猫，它更像一只老虎。”
过了一段时间，姨妈说，自从贴上蒋彝的画，老鼠果然不来偷吃蚕了。在《儿时琐忆》中，蒋彝回忆：“中国老鼠也能欣赏我的绘画风格，虽然它不够写实。”
14岁时，父亲带着蒋彝，在庐山待了4天。第二年，他便因和别人怄气，自杀了。
蒋家是大家族，规矩森严。家仆李妈，青年守寡，在蒋家待了40多年，她从不和男人说话，一次出门给蒋和庵买颜料，店主递货时不小心碰到她的手，她丢下东西，流泪跑回蒋家。她被视为榜样。
蒋彝回忆说：“我家经济条件好……传统思想影响依然很大，崇尚孝道、齐家之业。如果任何争吵蔓延到墙外，就会被认为是整个家庭的污点。每个人都试图抑制自己的愤怒和争吵的倾向。”
然而，平静很快被打破，“中国陷入混乱。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了；我的祖父母不再在那里控制事情；而且，一些成员的个人需求比以前更大，因此经常发生争吵。”
差点加入黄埔军校
在《儿时琐忆》中，蒋彝写道：“我不太喜欢‘命运’这个词。我们中国人经常被称为‘宿命论者’。诚然，我们相信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无法为之奋斗的，但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相信，告别童年后，人生就应该奋斗。然而，冒着被称为宿命论者的风险，我必须承认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。”
对于蒋彝来说，“命运的力量”即离家。郑达指出，蒋彝一生共三次离家。
第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，九江县秩序大乱，爷爷带着蒋彝和其他家人，在20里外、庐山脚下一幢农舍里住了一年，这培育了蒋彝对自然的热爱。
第二次是1921年，在哥哥蒋笈帮助下，蒋彝去上海读预科，第二年考入东南大学化学系。蒋笈比蒋彝大10岁，以旧体诗闻名，时任李烈钧（后来任江西都督）的秘书。
1924年春，军阀齐燮元、卢永祥在江苏混战，东南大学停课，蒋彝到广州投靠蒋笈，曾一度想加入黄埔军校。同年5月，收到奶奶病危的电报，蒋彝赶回九江县，才知奶奶无恙。原来，父母早为蒋彝定下娃娃亲（未婚妻是表妹曾芸，曾家靠贩卖鸦片起家），曾家怕蒋彝上大学后变卦，骗他回来成婚。
曾芸文化程度不高，且是后放的缠足，她的脚“比正常人小得多，但不是金莲那么小”。
东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，蒋彝的班上有11名女生，但他最终同意成亲，因为蒋笈也支持这门婚事。
蒋彝曾说：“回想起来，我觉得‘爱’的概念在中国被太多的锦绣包裹着，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它的含义。锦绣由巧手刺绣而成，图案与所有中国文化一样美丽；但又怕展开会破坏它们；或者人们厌倦了这样做，因为层次太多。因此，我们的内心深处永远不会被揭露。”
躲过了日军屠杀
上大学时，蒋彝用笔名蒋瘦颠，在名刊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《海南岛》，在结尾处，他大呼：“夫吾人之土地，吾人不自经营而让他人为之越俎代谋，宁非奇耻！然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尚望国内同胞急起而图之。”
1926年6月，蒋彝以全班第4名的成绩毕业，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去偏僻的海州（今属江苏连云港市）11中当化学老师。学校在山区，生活困苦。教了6个月，蒋彝回九江县家乡度假，刚到家，一封信就到了，信中称：“你别再回来了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蒋彝给一名学生打分低，致其不满，而海州又多暴力。
蒋彝转到九江的一所中学教书，不久，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蒋笈还是他的秘书。蒋彝改名蒋怒铁，加入北伐军。北伐军攻克南京、上海时，蒋彝被任命为苏常地区税务局代局长，上任后才发现，税款直接向上级汇报，他只是摆设。
蒋彝辞职回江西，正值蒋笈主政，蒋彝被任官，还当了3个月县长。后在大学校友严济慈邀请下，赴暨南大学任讲师半年。正逢北伐军在济南被日军阻拦，蒋彝的叔公蔡公时曾在日本留学，被南京政府派去谈判，蔡公时希望蒋彝当他的私人秘书，一起去济南。蒋彝答应了，让蔡公时先走。蔡公时一到济南，日军便勒令他下跪，蔡公时不肯，被割掉耳朵、舌头、鼻子和眼睛，日军还焚毁了他的尸体，蔡公时牺牲的5月3日被定为“国耻日”。蒋彝幸亏出发晚，否则难逃一劫。
让蒋彝不满的是，蒋介石采取忍让态度。50年后，蒋彝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一支非法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怎敢杀害中国使节？《国际法》在哪里？之所以发生这种事，因为南京政府太软弱。”
6个月才凑成八字胡
在蒋笈帮助下，蒋彝出任芜湖县长。芜湖水路发达，蒋彝的九江亲友们每天乘船来，住在客栈，等他帮忙找工作。蒋彝安排了，干一两个月不满意，又转头而去，留下的客栈账单需蒋彝掏腰包。蒋彝感慨：“情况如此，让人怎能不贪污？”
更麻烦的是，国民党第二军驻在芜湖，士兵抢银行，警察抓了3个，驻军立刻向蒋彝施压，将3人带走，第二天，他们又出现在被抢银行的门外。
芜湖是当时军阀必争之地，一年换了6任县长。蒋彝在位时，赶上石友三叛乱，蒋彝疏散家属，自己留在办公室，一边画画，一边等叛军。没想到，两个小时后，叛军被中央军打败，蒋彝因处变不惊，被提拔为当涂县县长。
到了当涂县，蒋彝才知道，为什么派他来，前任县长贪污太惊人，只好撤换。
1930年，蒋彝被任命为九江县县长。九江县是蒋彝的家乡，亲友都找他谋职，为装威严，蒋彝开始蓄须，但他胡须少，折腾了6个月才成“八字胡”。在芜湖，实在是面子过不去，蒋彝聘了一名姻亲表弟任簿记，结果2个月便贪污2000多银元。在九江县长任上，蒋彝绝不用故人，亲族皆怨。
蒋彝主政九江县期间，恰遇地震、干旱、洪灾等，九江县是军事要地，国民党前三次围剿苏区，均在蒋彝的任期，亲见百姓痛苦。
美国德士古公司非法在九江县占地，蒋彝力主收回，德士古公司告到美国外交部，美方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国民党政府期待外交解决，全力拉拢美国，遂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“直接斥责”蒋彝。蒋彝向熊式辉反复说明情况，熊却不理睬。蒋彝“非常沮丧”，遂辞职，从此不问政治。
意外找到工作
离开官场后，蒋彝自号“哑行者”，“哑”是为防祸从口出，“行者”则指旅人。蒋彝写诗说：
世间只有三行者，
一孙悟空二武松。
第三轮到江州老，
不能打虎无神通。
30岁的蒋彝决心人生第三次离家——自费赴英国留学，哪知这一去就是40多年。蒋笈从亲友处借来100英镑，只够在英国生活6个月。
蒋彝和蒋笈的儿子（去法国留学）一起出洋，同船有许多从上海回巴黎的法国兵，欺压惯了中国人，常用指关节敲蒋彝的脑袋，或用棍子敲蒋彝的船舱门，蒋彝忍了33天。
1933年6月15日，蒋彝终于到了伦敦。
当县长时，蒋彝管过300名士兵，有6名仆人。在伦敦，他得自己做饭，跟着朋友的孩子学英语。蒋彝发现，伦敦“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”，且“都非常自由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”，百姓“早餐、午餐、晚餐的吃法与贵族、官员一样，只是菜肴简单一些”。蒋彝和朋友上街时，当地小孩常跟在后面扔石头，一边喊“中国佬……”
蒋彝与江西老乡熊式一同住。熊在江西订制一批英国剧作家头像的瓷器，到英国送给他们，迅速打开作家圈，在英国剧作家建议下，熊式一将京剧《红鬃烈马》改编成《王宝川》，搬上英国话剧舞台，引起轰动。
才到英国一年，熊式一便成名作家，他对蒋彝说：“你以后就给我的书画插图吧，我成名了，你也得好处。”这话让蒋彝不快。
熊式一是中国名人与英国作家沟通的重要管道，梅兰芳与萧伯纳会面，就是熊式一安排的。蒋彝也常随熊式一参与这类活动，引起英国汉学家的注意。1934年10月，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请蒋彝教中文，第二年，蒋彝的课时增至每周6小时，月薪25英镑。
他画的是“强现实主义”
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给的费用少，老舍、萧乾都在这里教过中文。当时学院内部矛盾尖锐，一派是系主任庄士敦，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，但他教学懒散，经常玩失踪；另一派则希望教学正规化。蒋彝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两派之间。
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，英国掀起中国文物热，英国皇室贵族最钟爱的伯灵顿拱廊展出3000多件中国文物，国民党政府送来故宫珍藏的800多件稀世精品。走在伦敦街上，蒋彝常被陌生人拦住，称赞中国历史文化。
借此契机，英国出版商策划了《中国之眼》，熊式一推荐蒋彝撰稿。
当时蒋彝英文差，担心写不了，学院的学生英尼斯·汤姆逊在几本书中帮助了蒋彝，都是充分讨论后，英尼斯加以整理，这使蒋彝的幽默感能通过文本传达出来。
《中国之眼》出版后第一个月便重印，接下来的《哑行者：湖滨画记》亦大获成功。刚开始，出版商反对使用“哑行者”，因为听上去“阴险”，“二战”即将爆发，怕引起安全部门注意。这本书是蒋彝“哑行者”系列的第一本，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底色。
“哑行者”能成功，至少有两个原因：
其一，蒋彝意识到，英语是描述性的，善从景色中概括观点，中文则偏表现性，注重画面感。蒋彝用英语传达出中文的表现性，看似东拉西扯、主题模糊，却是此前英语文学少有的风格。
其二，蒋彝呈现的不是东方风情，而是“东方眼”，他用中国画技法画英国人熟悉的景物，让英国人一下看懂中国画。
“哑行者”系列都是半图半文，插图结合了中西绘画之长，精细却非一味求“像”。英国人原以为，中国画中的山都一样，蒋彝则画出彼此差异，他称这是“强现实主义”，即来自现实，但比现实更强。
重要的是，“哑行者”系列打开了新的精神世界。
拿了个“划桨博士”
西方大众旅行始于文艺复兴，彼得拉克将旅行的意义聚焦于两点：一是看古罗马建筑，追问事实；一是看自然美景，陶冶心灵。“哑行者”系列另辟蹊径：画的和看的不完全一致，谁能从寻常景色中看出画，谁就是景色的主人。
沿着蒋彝的思路，则生活处处皆景，再阴暗、再痛苦的地方，也有风景。重要的不是景色优美与否，而是修炼出怎样的眼睛。对于深陷现代困境的伦敦人来说，蒋彝给出了更多可能。
为保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，蒋彝试图补个博士文凭，可愿帮他的庄士敦一年后将退休，而博士生需两年毕业。庄士敦表示，愿帮蒋彝在一年内通关。
然而，抗战全面爆发，蒋彝魂不守舍，他和哥哥蒋笈失去了联系。接着是蒋彝的女房东突发心脏病而死。刚到英国时，蒋彝请不起口语教师，女房东每天和他对话、教他英语，她的去世，让蒋彝陷入痛苦中。
蒋彝迟迟不能完成学业，庄士敦只好开玩笑地写了一张假文凭，称蒋彝获得了“划桨博士学位”，蒋彝和庄士敦常泛舟湖中。
1938年6月，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突然通知蒋彝，不再与他续约，教了3年书，学院以“让蒋彝感到丢脸”的方式，结束关系，因代理系主任认为：“我强烈地感到该系需要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中文老师，会自然的北京口音。对于刚接触中文的学生来说，了解口音的差异很难，可现在他们必须调整自己，以适应不同发音。”
蒋彝的英语有口音，中文也有口音。
幸亏伦敦的一家博物馆请蒋彝绘展图，费用尚可。蒋彝几次疑神疑鬼，给馆长写信，问是不是正在找人替换他，馆长每次都回信说，没这回事。
侥幸躲过两颗炸弹
蒋笈去世的消息终于传到伦敦，他死于心脏病，终年45岁。他的家庭，还有蒋彝的家庭（妻子和二儿二女），陷入困境。
蒋彝一直得蒋笈照顾，他说：“我内心的悲痛，就像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伤一样，完全无法形容，很多天我都觉得无法再活下去了。”蒋彝只能用工作转移痛苦，用他的话说，“当我工作时，我会让自己远离大多数担忧。也许工作是我唯一的幸福”。
1939年9月7日，德国对伦敦发动大轰炸，蒋彝租住的二层房子被炸弹击中，整个二层被炸得粉碎，蒋彝的屋子也在其中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拼命挖，找蒋彝的尸体。然而，当天蒋彝去牛津演讲了，德军轰炸让列车延迟2小时，蒋彝回来时，发现炸弹在他的住房边炸出了一个9米的深坑。
房东赶到后，哈哈大笑。
蒋彝问他笑什么，他说：“我们没被送到另一个世界中，为什么不笑？”
蒋彝去附近餐馆吃了晚饭，回来时，又遇轰炸，他昏过去几个小时，直到雨水把他浇醒，他居然没受重伤。
有了这番经历，蒋彝搬到牛津去住，又出版了几本书，都很畅销，他还被编舞家赫尔普曼请去设计了一台芭蕾舞剧的服装和布景。
战争意外地激活了美国出版业。大批美国士兵走向海外，美国人阅读不同文化的兴趣激增，1942年圣诞节时，蒋彝写的《中国书法》竟成美国大兵寄回家的热门礼物，美国图书市场在向蒋彝招手。
蒋彝从无久居英国的计划，是战争拖住了他。为推广新书，蒋彝于1946年到美国旅行，国民党希望蒋彝留在那里，给他们当翻译，蒋彝立刻回绝：“我不想再涉足政坛。”
大师难断家务事
蒋彝回到英国后，帮助长子蒋建国也来到英国。这是一个让蒋彝后悔的决定，父子二人矛盾不断，蒋建国英语差，没大学文凭，蒋彝过多训斥使他产生逆反心理。蒋建国在英国学印刷，毕业后开了印刷店，与一位英国女孩结婚。蒋彝反对他们的婚姻，一是蒋彝认为英国女孩不会尊重儒家的规则，二是他认为女孩没礼貌，从不称“爸爸”，而是“你好”。
蒋建国不以为然，因为蒋彝的婚姻不幸福。英国女孩最终劝蒋建国卖掉公司，搬到泽西岛去住，他是第一个住在那里的华人。
蒋彝跟二儿子蒋健飞的关系也不好。蒋彝常赞别人的孩子，以衬托蒋健飞的成绩差，一次，蒋健飞生气地说：“可他至少不会画画。”蒋彝气得一个月没和他说话。
蒋彝找到多年的朋友，给蒋健飞安排了工作，但蒋健飞很快跳槽，薪水高一倍，蒋彝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朋友。
一次，蒋健飞随口说：“如果你对我们有哪怕一点点的爱，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蒋彝一连几个月拒绝接他电话，学者郑达认为，“这句话击中了他的致命弱点”。蒋彝为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，使他“无法敞开心扉向家人表达爱”，而他的儿子们也一样。
蒋健飞发现，蒋彝的工作室里贴满“忍”字，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，蒋彝就回来写“忍”字，贴得到处都是。
为弥补两个儿子，蒋彝在他们成年后，将他们带到国外，可好容易一家团聚过圣诞，蒋彝却感到：“我只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”
放弃了到手的爱情
1955年，蒋彝长驻美国，因哥伦比亚大学给了他一个临时职位——在夜校教中文。合同一年一签，年薪才1000美元，如果听课的学生太少，随时下岗。自离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后，蒋彝再没得到过稳定工作，虽然写书收入不菲，可他觉得，“写书不能算一份正经工作”，而熊式一在大学早已获得正式教职。
促成蒋彝离开英国的原因，可能与编舞家赫尔普曼有关，他再次找蒋彝设计舞台服装，蒋彝埋头工作了几个月，赫尔普曼突然指责蒋彝的设计有问题，大大羞辱了蒋彝，只给了蒋彝100英镑。
在美国，蒋彝的书仍畅销，但他不想当一辈子自由撰稿人，可哥伦比亚大学迟迟不正式聘用蒋彝，因为他没有博士文凭。1960年，蒋彝准备返回英国，并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辞职，哥伦比亚大学担心蒋彝去竞争对手的学校，终于给他一份副教授的十年合同，年薪8000美元。
在哥伦比亚大学，蒋彝最好的朋友是著名学者杨联陞，杨联陞几次建议蒋彝找个妻子，都被拒绝。快65岁时，蒋彝爱上了一位30岁的、留学美国的华人女昆虫学家。蒋彝知道，她的父母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
虽然父母不同意，女昆虫学家还是决定嫁给蒋彝，但蒋彝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他请朋友给女方父母写信说情，均未成功，最终，二人还是没能结婚。蒋彝“深信儒家道德价值观，无法违抗这些习俗，尽管他已在海外生活了近40年”。
1974年，蒋彝下决心回大陆探亲，临行前留下遗嘱，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四个孩子，并单独赠给女昆虫学家5000美元。有趣的是，这份遗嘱未公证，只有中文签名，蒋彝自信地写道：“没人可以伪造我这个签名。”
我是一名革命者
第一次回大陆，蒋彝突然变了一个人，他惊讶地写道：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中国人的性情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”
蒋彝被安排参观了大寨、南京、上海、云冈石窟、昌邑户县等，在南昌，他与妻子曾芸重聚，此时她已瘫痪。
蒋彝写道：“我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大家，我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，但我无法在脸上表现出来，因为我们大家的重聚是我从未梦想过的奇迹。晚饭后我一直呆到很晚。幸运的是，我的五个孙子，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一岁，让我听了一个又一个故事，而且他们也会唱歌。就这样，整个下午和晚上就过去了。回到酒店后，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。我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睡。我想起我在欧美的许多朋友，他们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。他们没有人想像我在国外42年里经历了什么。”
学者郑达写道：“自从中国之行回来后，蒋彝似乎变了一个人；他现在直言不讳，不受拘束。这是他第一次公开、坦诚地谈论他病弱的妻子和中国政治的过去。”蒋彝公开对朋友说：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一名革命者。
经过多难的百年，很难不成为革命者，只是梦想一次次落空，只好假装逍遥，假装忘却人间的一切，但灵魂中的牵挂，始终都在。
“尘沙吹做九边秋，隐隐笳声入画楼。落日西风最萧瑟，有人收泪看神州。”蒋彝是被动的游子，他从未真正被异乡接受，也从未真正融入异乡。
1977年，蒋彝再次回到大陆，因癌症逝于北京首都医院，比夫人晚22天。
“在这十发（几）年来，我国文人靠着一枝笔发财的，便是这蒋（蒋彝）熊（熊式一）二氏与林语堂大师。妒忌他们的人，说他们向外国人卖噱头，其实也是为国做一种有用的国际宣传，总比外国人来隔靴抓痒地胡乱描写好得多！这不是利人利己且利国的事吗。”这篇题为《蒋彝在英国出风头》的文章，署名白玉，发表在《风光》1946年第11期上。
文章不长，却多处写错，比如称蒋彝毕业于北京大学（实为国立东南大学），快40岁才出国（实为30岁整），出国原因是被留洋归来的同学鄙视（实为仕途遇挫）……作者对蒋彝的作品亦不太熟悉。
民国时期，国际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即蒋彝、熊式一、林语堂。熊式一作品少；林语堂后期被出版商抛弃；蒋彝则用英语出版了20多种书籍，始终保持热度。然而，国内读者很难看出蒋彝的作品好在哪里，更难理解蒋彝为何能在国外扬名。
于是，蒋彝被神迹化。
人们极少谈论具体作品，而是津津乐道于蒋彝的“人生传奇”，如：外国名家的赞美，在国外的卖书业绩，获得的各种殊荣，开创了多少“第一”……却忽视了，蒋彝长期受困于种族歧视，一度找不到稳定工作；精神重压下，蒋彝努力优雅，却偶尔也会发作，与多年好友杨联陞分道扬镳；蒋彝坚持孔孟之道，导致他与儿子们激烈冲突，与所爱的人难成眷属……
蒋彝是巨大矛盾的组合体：表面看，他优雅、风趣、超然，可内心深处，他固执、焦虑、绝望。他假装纵情山水，可山水只是安慰，而非归宿。在海外，蒋彝一直小心地避开政治议题，晚年回大陆观光后，突然宣布自己是“革命派”。
在蒋彝心中，深刻着苦难时代留下的伤痕，这是他永远迈不过去的坎，也是一代人共同的悲剧。读懂这伤痕，才能读懂蒋彝。
本文主要依据郑达先生英文写成的《蒋彝：来自东方的哑行者》（中文版题为《西行画记》），以纪念蒋彝先生诞生120周年。
老鼠也能欣赏他的风格
1903年，蒋彝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县（今九江市），是家中第三个孩子。
蒋彝5岁丧母，父亲蒋和庵是画家，家中墙壁上挂满他的画作，根据季节，不断更新。
11岁时，蒋彝陪75岁的爷爷到长江边英日租界闲逛，爷爷走累了，坐在公共长椅上休息，立刻被一名挥舞警棍的外国警察轰走，而不远处，一名外国老太太也坐在公共长椅上，身边还有一条大狗，警察却没打扰她。蒋彝永远无法忘记，爷爷回家时的叹息声。
12岁起，蒋彝跟着父亲画画。蒋和庵为人温和，从未体罚过蒋彝。蒋彝的姨妈养蚕，常被老鼠偷吃，她请蒋彝画只猫镇守。拿到蒋彝的画，姨妈大笑：“这不是猫，它更像一只老虎。”
过了一段时间，姨妈说，自从贴上蒋彝的画，老鼠果然不来偷吃蚕了。在《儿时琐忆》中，蒋彝回忆：“中国老鼠也能欣赏我的绘画风格，虽然它不够写实。”
14岁时，父亲带着蒋彝，在庐山待了4天。第二年，他便因和别人怄气，自杀了。
蒋家是大家族，规矩森严。家仆李妈，青年守寡，在蒋家待了40多年，她从不和男人说话，一次出门给蒋和庵买颜料，店主递货时不小心碰到她的手，她丢下东西，流泪跑回蒋家。她被视为榜样。
蒋彝回忆说：“我家经济条件好……传统思想影响依然很大，崇尚孝道、齐家之业。如果任何争吵蔓延到墙外，就会被认为是整个家庭的污点。每个人都试图抑制自己的愤怒和争吵的倾向。”
然而，平静很快被打破，“中国陷入混乱。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了；我的祖父母不再在那里控制事情；而且，一些成员的个人需求比以前更大，因此经常发生争吵。”
差点加入黄埔军校
在《儿时琐忆》中，蒋彝写道：“我不太喜欢‘命运’这个词。我们中国人经常被称为‘宿命论者’。诚然，我们相信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无法为之奋斗的，但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相信，告别童年后，人生就应该奋斗。然而，冒着被称为宿命论者的风险，我必须承认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。”
对于蒋彝来说，“命运的力量”即离家。郑达指出，蒋彝一生共三次离家。
第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，九江县秩序大乱，爷爷带着蒋彝和其他家人，在20里外、庐山脚下一幢农舍里住了一年，这培育了蒋彝对自然的热爱。
第二次是1921年，在哥哥蒋笈帮助下，蒋彝去上海读预科，第二年考入东南大学化学系。蒋笈比蒋彝大10岁，以旧体诗闻名，时任李烈钧（后来任江西都督）的秘书。
1924年春，军阀齐燮元、卢永祥在江苏混战，东南大学停课，蒋彝到广州投靠蒋笈，曾一度想加入黄埔军校。同年5月，收到奶奶病危的电报，蒋彝赶回九江县，才知奶奶无恙。原来，父母早为蒋彝定下娃娃亲（未婚妻是表妹曾芸，曾家靠贩卖鸦片起家），曾家怕蒋彝上大学后变卦，骗他回来成婚。
曾芸文化程度不高，且是后放的缠足，她的脚“比正常人小得多，但不是金莲那么小”。
东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，蒋彝的班上有11名女生，但他最终同意成亲，因为蒋笈也支持这门婚事。
蒋彝曾说：“回想起来，我觉得‘爱’的概念在中国被太多的锦绣包裹着，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它的含义。锦绣由巧手刺绣而成，图案与所有中国文化一样美丽；但又怕展开会破坏它们；或者人们厌倦了这样做，因为层次太多。因此，我们的内心深处永远不会被揭露。”
躲过了日军屠杀
上大学时，蒋彝用笔名蒋瘦颠，在名刊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《海南岛》，在结尾处，他大呼：“夫吾人之土地，吾人不自经营而让他人为之越俎代谋，宁非奇耻！然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尚望国内同胞急起而图之。”
1926年6月，蒋彝以全班第4名的成绩毕业，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去偏僻的海州（今属江苏连云港市）11中当化学老师。学校在山区，生活困苦。教了6个月，蒋彝回九江县家乡度假，刚到家，一封信就到了，信中称：“你别再回来了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蒋彝给一名学生打分低，致其不满，而海州又多暴力。
蒋彝转到九江的一所中学教书，不久，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蒋笈还是他的秘书。蒋彝改名蒋怒铁，加入北伐军。北伐军攻克南京、上海时，蒋彝被任命为苏常地区税务局代局长，上任后才发现，税款直接向上级汇报，他只是摆设。
蒋彝辞职回江西，正值蒋笈主政，蒋彝被任官，还当了3个月县长。后在大学校友严济慈邀请下，赴暨南大学任讲师半年。正逢北伐军在济南被日军阻拦，蒋彝的叔公蔡公时曾在日本留学，被南京政府派去谈判，蔡公时希望蒋彝当他的私人秘书，一起去济南。蒋彝答应了，让蔡公时先走。蔡公时一到济南，日军便勒令他下跪，蔡公时不肯，被割掉耳朵、舌头、鼻子和眼睛，日军还焚毁了他的尸体，蔡公时牺牲的5月3日被定为“国耻日”。蒋彝幸亏出发晚，否则难逃一劫。
让蒋彝不满的是，蒋介石采取忍让态度。50年后，蒋彝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一支非法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怎敢杀害中国使节？《国际法》在哪里？之所以发生这种事，因为南京政府太软弱。”
6个月才凑成八字胡
在蒋笈帮助下，蒋彝出任芜湖县长。芜湖水路发达，蒋彝的九江亲友们每天乘船来，住在客栈，等他帮忙找工作。蒋彝安排了，干一两个月不满意，又转头而去，留下的客栈账单需蒋彝掏腰包。蒋彝感慨：“情况如此，让人怎能不贪污？”
更麻烦的是，国民党第二军驻在芜湖，士兵抢银行，警察抓了3个，驻军立刻向蒋彝施压，将3人带走，第二天，他们又出现在被抢银行的门外。
芜湖是当时军阀必争之地，一年换了6任县长。蒋彝在位时，赶上石友三叛乱，蒋彝疏散家属，自己留在办公室，一边画画，一边等叛军。没想到，两个小时后，叛军被中央军打败，蒋彝因处变不惊，被提拔为当涂县县长。
到了当涂县，蒋彝才知道，为什么派他来，前任县长贪污太惊人，只好撤换。
1930年，蒋彝被任命为九江县县长。九江县是蒋彝的家乡，亲友都找他谋职，为装威严，蒋彝开始蓄须，但他胡须少，折腾了6个月才成“八字胡”。在芜湖，实在是面子过不去，蒋彝聘了一名姻亲表弟任簿记，结果2个月便贪污2000多银元。在九江县长任上，蒋彝绝不用故人，亲族皆怨。
蒋彝主政九江县期间，恰遇地震、干旱、洪灾等，九江县是军事要地，国民党前三次围剿苏区，均在蒋彝的任期，亲见百姓痛苦。
美国德士古公司非法在九江县占地，蒋彝力主收回，德士古公司告到美国外交部，美方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国民党政府期待外交解决，全力拉拢美国，遂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“直接斥责”蒋彝。蒋彝向熊式辉反复说明情况，熊却不理睬。蒋彝“非常沮丧”，遂辞职，从此不问政治。
意外找到工作
离开官场后，蒋彝自号“哑行者”，“哑”是为防祸从口出，“行者”则指旅人。蒋彝写诗说：
世间只有三行者，
一孙悟空二武松。
第三轮到江州老，
不能打虎无神通。
30岁的蒋彝决心人生第三次离家——自费赴英国留学，哪知这一去就是40多年。蒋笈从亲友处借来100英镑，只够在英国生活6个月。
蒋彝和蒋笈的儿子（去法国留学）一起出洋，同船有许多从上海回巴黎的法国兵，欺压惯了中国人，常用指关节敲蒋彝的脑袋，或用棍子敲蒋彝的船舱门，蒋彝忍了33天。
1933年6月15日，蒋彝终于到了伦敦。
当县长时，蒋彝管过300名士兵，有6名仆人。在伦敦，他得自己做饭，跟着朋友的孩子学英语。蒋彝发现，伦敦“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”，且“都非常自由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”，百姓“早餐、午餐、晚餐的吃法与贵族、官员一样，只是菜肴简单一些”。蒋彝和朋友上街时，当地小孩常跟在后面扔石头，一边喊“中国佬……”
蒋彝与江西老乡熊式一同住。熊在江西订制一批英国剧作家头像的瓷器，到英国送给他们，迅速打开作家圈，在英国剧作家建议下，熊式一将京剧《红鬃烈马》改编成《王宝川》，搬上英国话剧舞台，引起轰动。
才到英国一年，熊式一便成名作家，他对蒋彝说：“你以后就给我的书画插图吧，我成名了，你也得好处。”这话让蒋彝不快。
熊式一是中国名人与英国作家沟通的重要管道，梅兰芳与萧伯纳会面，就是熊式一安排的。蒋彝也常随熊式一参与这类活动，引起英国汉学家的注意。1934年10月，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请蒋彝教中文，第二年，蒋彝的课时增至每周6小时，月薪25英镑。
他画的是“强现实主义”
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给的费用少，老舍、萧乾都在这里教过中文。当时学院内部矛盾尖锐，一派是系主任庄士敦，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，但他教学懒散，经常玩失踪；另一派则希望教学正规化。蒋彝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两派之间。
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，英国掀起中国文物热，英国皇室贵族最钟爱的伯灵顿拱廊展出3000多件中国文物，国民党政府送来故宫珍藏的800多件稀世精品。走在伦敦街上，蒋彝常被陌生人拦住，称赞中国历史文化。
借此契机，英国出版商策划了《中国之眼》，熊式一推荐蒋彝撰稿。
当时蒋彝英文差，担心写不了，学院的学生英尼斯·汤姆逊在几本书中帮助了蒋彝，都是充分讨论后，英尼斯加以整理，这使蒋彝的幽默感能通过文本传达出来。
《中国之眼》出版后第一个月便重印，接下来的《哑行者：湖滨画记》亦大获成功。刚开始，出版商反对使用“哑行者”，因为听上去“阴险”，“二战”即将爆发，怕引起安全部门注意。这本书是蒋彝“哑行者”系列的第一本，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底色。
“哑行者”能成功，至少有两个原因：
其一，蒋彝意识到，英语是描述性的，善从景色中概括观点，中文则偏表现性，注重画面感。蒋彝用英语传达出中文的表现性，看似东拉西扯、主题模糊，却是此前英语文学少有的风格。
其二，蒋彝呈现的不是东方风情，而是“东方眼”，他用中国画技法画英国人熟悉的景物，让英国人一下看懂中国画。
“哑行者”系列都是半图半文，插图结合了中西绘画之长，精细却非一味求“像”。英国人原以为，中国画中的山都一样，蒋彝则画出彼此差异，他称这是“强现实主义”，即来自现实，但比现实更强。
重要的是，“哑行者”系列打开了新的精神世界。
拿了个“划桨博士”
西方大众旅行始于文艺复兴，彼得拉克将旅行的意义聚焦于两点：一是看古罗马建筑，追问事实；一是看自然美景，陶冶心灵。“哑行者”系列另辟蹊径：画的和看的不完全一致，谁能从寻常景色中看出画，谁就是景色的主人。
沿着蒋彝的思路，则生活处处皆景，再阴暗、再痛苦的地方，也有风景。重要的不是景色优美与否，而是修炼出怎样的眼睛。对于深陷现代困境的伦敦人来说，蒋彝给出了更多可能。
为保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，蒋彝试图补个博士文凭，可愿帮他的庄士敦一年后将退休，而博士生需两年毕业。庄士敦表示，愿帮蒋彝在一年内通关。
然而，抗战全面爆发，蒋彝魂不守舍，他和哥哥蒋笈失去了联系。接着是蒋彝的女房东突发心脏病而死。刚到英国时，蒋彝请不起口语教师，女房东每天和他对话、教他英语，她的去世，让蒋彝陷入痛苦中。
蒋彝迟迟不能完成学业，庄士敦只好开玩笑地写了一张假文凭，称蒋彝获得了“划桨博士学位”，蒋彝和庄士敦常泛舟湖中。
1938年6月，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突然通知蒋彝，不再与他续约，教了3年书，学院以“让蒋彝感到丢脸”的方式，结束关系，因代理系主任认为：“我强烈地感到该系需要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中文老师，会自然的北京口音。对于刚接触中文的学生来说，了解口音的差异很难，可现在他们必须调整自己，以适应不同发音。”
蒋彝的英语有口音，中文也有口音。
幸亏伦敦的一家博物馆请蒋彝绘展图，费用尚可。蒋彝几次疑神疑鬼，给馆长写信，问是不是正在找人替换他，馆长每次都回信说，没这回事。
侥幸躲过两颗炸弹
蒋笈去世的消息终于传到伦敦，他死于心脏病，终年45岁。他的家庭，还有蒋彝的家庭（妻子和二儿二女），陷入困境。
蒋彝一直得蒋笈照顾，他说：“我内心的悲痛，就像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伤一样，完全无法形容，很多天我都觉得无法再活下去了。”蒋彝只能用工作转移痛苦，用他的话说，“当我工作时，我会让自己远离大多数担忧。也许工作是我唯一的幸福”。
1939年9月7日，德国对伦敦发动大轰炸，蒋彝租住的二层房子被炸弹击中，整个二层被炸得粉碎，蒋彝的屋子也在其中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拼命挖，找蒋彝的尸体。然而，当天蒋彝去牛津演讲了，德军轰炸让列车延迟2小时，蒋彝回来时，发现炸弹在他的住房边炸出了一个9米的深坑。
房东赶到后，哈哈大笑。
蒋彝问他笑什么，他说：“我们没被送到另一个世界中，为什么不笑？”
蒋彝去附近餐馆吃了晚饭，回来时，又遇轰炸，他昏过去几个小时，直到雨水把他浇醒，他居然没受重伤。
有了这番经历，蒋彝搬到牛津去住，又出版了几本书，都很畅销，他还被编舞家赫尔普曼请去设计了一台芭蕾舞剧的服装和布景。
战争意外地激活了美国出版业。大批美国士兵走向海外，美国人阅读不同文化的兴趣激增，1942年圣诞节时，蒋彝写的《中国书法》竟成美国大兵寄回家的热门礼物，美国图书市场在向蒋彝招手。
蒋彝从无久居英国的计划，是战争拖住了他。为推广新书，蒋彝于1946年到美国旅行，国民党希望蒋彝留在那里，给他们当翻译，蒋彝立刻回绝：“我不想再涉足政坛。”
大师难断家务事
蒋彝回到英国后，帮助长子蒋建国也来到英国。这是一个让蒋彝后悔的决定，父子二人矛盾不断，蒋建国英语差，没大学文凭，蒋彝过多训斥使他产生逆反心理。蒋建国在英国学印刷，毕业后开了印刷店，与一位英国女孩结婚。蒋彝反对他们的婚姻，一是蒋彝认为英国女孩不会尊重儒家的规则，二是他认为女孩没礼貌，从不称“爸爸”，而是“你好”。
蒋建国不以为然，因为蒋彝的婚姻不幸福。英国女孩最终劝蒋建国卖掉公司，搬到泽西岛去住，他是第一个住在那里的华人。
蒋彝跟二儿子蒋健飞的关系也不好。蒋彝常赞别人的孩子，以衬托蒋健飞的成绩差，一次，蒋健飞生气地说：“可他至少不会画画。”蒋彝气得一个月没和他说话。
蒋彝找到多年的朋友，给蒋健飞安排了工作，但蒋健飞很快跳槽，薪水高一倍，蒋彝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朋友。
一次，蒋健飞随口说：“如果你对我们有哪怕一点点的爱，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蒋彝一连几个月拒绝接他电话，学者郑达认为，“这句话击中了他的致命弱点”。蒋彝为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，使他“无法敞开心扉向家人表达爱”，而他的儿子们也一样。
蒋健飞发现，蒋彝的工作室里贴满“忍”字，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，蒋彝就回来写“忍”字，贴得到处都是。
为弥补两个儿子，蒋彝在他们成年后，将他们带到国外，可好容易一家团聚过圣诞，蒋彝却感到：“我只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”
放弃了到手的爱情
1955年，蒋彝长驻美国，因哥伦比亚大学给了他一个临时职位——在夜校教中文。合同一年一签，年薪才1000美元，如果听课的学生太少，随时下岗。自离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后，蒋彝再没得到过稳定工作，虽然写书收入不菲，可他觉得，“写书不能算一份正经工作”，而熊式一在大学早已获得正式教职。
促成蒋彝离开英国的原因，可能与编舞家赫尔普曼有关，他再次找蒋彝设计舞台服装，蒋彝埋头工作了几个月，赫尔普曼突然指责蒋彝的设计有问题，大大羞辱了蒋彝，只给了蒋彝100英镑。
在美国，蒋彝的书仍畅销，但他不想当一辈子自由撰稿人，可哥伦比亚大学迟迟不正式聘用蒋彝，因为他没有博士文凭。1960年，蒋彝准备返回英国，并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辞职，哥伦比亚大学担心蒋彝去竞争对手的学校，终于给他一份副教授的十年合同，年薪8000美元。
在哥伦比亚大学，蒋彝最好的朋友是著名学者杨联陞，杨联陞几次建议蒋彝找个妻子，都被拒绝。快65岁时，蒋彝爱上了一位30岁的、留学美国的华人女昆虫学家。蒋彝知道，她的父母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
虽然父母不同意，女昆虫学家还是决定嫁给蒋彝，但蒋彝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他请朋友给女方父母写信说情，均未成功，最终，二人还是没能结婚。蒋彝“深信儒家道德价值观，无法违抗这些习俗，尽管他已在海外生活了近40年”。
1974年，蒋彝下决心回大陆探亲，临行前留下遗嘱，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四个孩子，并单独赠给女昆虫学家5000美元。有趣的是，这份遗嘱未公证，只有中文签名，蒋彝自信地写道：“没人可以伪造我这个签名。”
我是一名革命者
第一次回大陆，蒋彝突然变了一个人，他惊讶地写道：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中国人的性情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”
蒋彝被安排参观了大寨、南京、上海、云冈石窟、昌邑户县等，在南昌，他与妻子曾芸重聚，此时她已瘫痪。
蒋彝写道：“我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大家，我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，但我无法在脸上表现出来，因为我们大家的重聚是我从未梦想过的奇迹。晚饭后我一直呆到很晚。幸运的是，我的五个孙子，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一岁，让我听了一个又一个故事，而且他们也会唱歌。就这样，整个下午和晚上就过去了。回到酒店后，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。我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睡。我想起我在欧美的许多朋友，他们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。他们没有人想像我在国外42年里经历了什么。”
学者郑达写道：“自从中国之行回来后，蒋彝似乎变了一个人；他现在直言不讳，不受拘束。这是他第一次公开、坦诚地谈论他病弱的妻子和中国政治的过去。”蒋彝公开对朋友说：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一名革命者。
经过多难的百年，很难不成为革命者，只是梦想一次次落空，只好假装逍遥，假装忘却人间的一切，但灵魂中的牵挂，始终都在。
“尘沙吹做九边秋，隐隐笳声入画楼。落日西风最萧瑟，有人收泪看神州。”蒋彝是被动的游子，他从未真正被异乡接受，也从未真正融入异乡。
1977年，蒋彝再次回到大陆，因癌症逝于北京首都医院，比夫人晚22天。
